蔡元培连忙挽留：“寿彭兄从北平远道而来，留下多住几日吧。”

“我哪还有脸在上海游玩？北大师生等着我回去复命呢！”刘半农多少带着些愤懑情绪，他觉得蔡元培太不念旧情，太不给面子了。

蔡元培把刘半农送出大门，才返回书房继续看报纸。

如今每天的报纸，都有关于爱因斯坦的新闻，而且还连带着报道李石曾。这让李石曾在教育界、文化界威望大增，北平研究院也把中央研究院的风头盖过，蔡元培只能在上海干着急。

留法派和留英美派刚刚产生矛盾时，做为两派的领袖，李石曾和蔡元培的私交并未受影响。可随着矛盾的扩大和计划，两人不可避免的对立起来，已经有一年多没联系过了。

上次在南京开会，蔡元培、李石曾见面也没啥好说的，只各自点头打了个招呼。

两人心中都憋着气，攒足了劲筹建研究院，想通过学术研究上的成绩压过对方。这种竞争有好有坏，坏处在于南北两大国立研究院很少有交流，造成许多重复性的研究经费投入，大大浪费了人力和财力；而好处也显而易见，互相之间都努力做研究，不断聘请有实力的学者加入，而且还积极寻求与英美法等国进行交流学习。

可以说，新中国的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的学术基础，就是在李石曾和蔡元培的竞争中打下的。两所研究院的会员和院士，几乎囊括了新中国所有的顶尖人才。

蔡元培咬牙想道：等爱因斯坦来上海，一定要请他做中研院物理所的荣誉院士！

……

北平火车站。

严济慈比历史上整整提前一年回国，去年蔡元培、李石曾都在邀请他，这让严济慈左右为难，不知道该答应谁才好。

严济慈不胜其扰，干脆躲到法国去搞研究。结果李石曾硬生生追去法国，三天两头拜访，嘤嘤嗡嗡跟唐僧一样，把严济慈的脑袋都听炸了。

听说李石曾把爱因斯坦也请到了中国访问，严济慈终于动心，收拾细软跑回来做北研院的物理所所长。

归根结底，严济慈是留法派的人，到了北平研究院更容易展开工作。如果去中央研究院，周围同事全是留英美派，估计平时会生出各种矛盾。

“济慈，可算把你盼回来了！”李书华负责到车站迎接。他现在是北平研究院副院长，兼任物理研究所所长，但事情太忙根本顾不过来。

“李先生。”严济慈恭敬问候道。

严济慈名气虽大，科研能力也强，但他毕竟太年轻，年龄甚至不到30岁，在李书华面前他属于后进学弟。

李书华笑道：“住处都给你安排好了，把行李放下，咱们就去清华见爱因斯坦先生。”

“也好。”严济慈也想早点见见爱因斯坦。

两人坐着黄包车，先去了一趟北平研究院的宿舍，接着直奔清华园而去。

周赫煊、李石曾、爱因斯坦、柯布西耶等人，正在清华园的花园里，与清华教授们一起赏花论道。

严济慈一到场，李石曾立即高兴笑道：“济慈，你终于来了，后天物理研究所正式开张！”

周赫煊连忙起身握手，严济慈虽然比他的年龄还小，但这位大师必须给予尊重啊。

严济慈是谁？

中国现代物理学研究开创人之一，北研院镭射所（中科院原子能研究所前身）的实际筹建者。

在北平沦陷后，严济慈把北研院物理所迁到昆明，将郊外的一座破庙做为物理研究所的办公地点。他在这座破庙里，对全体研究员说：“现在是战时，侵略者破坏了我们从事科学研究的条件，每一个爱国的中国人都不能袖手旁观了。鉴于战时大后方物资缺乏，并且急需军用通讯工具和医疗器械，我决定，带领大家动手研制压电水晶振荡器、显微镜和各种光学仪器。”

抗战时，中国的科研人员，就是在这种艰苦的环境下在工作，甚至连最基本的显微镜都是他们手工制作的。

同样的情况还发生在宜宾李庄（中央研究院地址），一大群科学家和文化学者，饿着肚子、顶着轰炸搞学术研究。林徽因病得躺在床上大口咳血，依旧坚持编撰着《中国建筑史》。

不去讨论什么政治黑暗，也不去管什么派系斗争。这些可敬的科学家和文化学者们，才是中华民族真正的脊梁，他们的呕心沥血为中国崛起贡献了巨大力量。

就像严济慈在接受法国《里昂进步报》采访时说：“中国人民的抗战是正义的事业，不管战争要持续多久，情况又多么险恶，最后胜利必将属于中国人民。我将和四万万同胞共赴国难。我虽一介书生，不能到前方出力，但我要和千千万万中国的读书人一起，为神圣的抗战奉献绵薄之力。”